1940年10月，延安宝塔山下一个建筑挂上一块牌子“日本工农学校”，这个学校专门负责教育战场上俘虏和投诚的日军，这个学校的校长叫林哲，大家别误会林哲不是一个中国人，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，他的名字叫野坂参三。
野坂参三出生于1892年（明治25年）日本山口县的一个肥料商人家庭，商人家庭听起来还不错，但是野坂参三的生父其实姓小野，叫小野五右卫门。为了纪念儿子生日的3月30号，他给儿子取名参三。在儿子二岁的时候，小野家就彻底破产了，在儿子九岁的时候，全家穷困潦倒已经无法养活儿子了，为了让儿子活下去，小野五右卫门把儿子过继给孩子的舅舅。从此这个孩子改名野坂参三。
在野坂参三十四岁时亲生父母双双病故。好在舅舅对他很好，虽然家庭很穷，但是仍然出钱让他上学，中学毕业后野坂参三进入神户地区的商业学校，舅舅希望他能学一些挣钱的本事，可以摆脱自己的“牛马跪族”的出身。但是令野坂的舅舅没想到的是，这孩子一进入学校就立刻朝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。
在野坂参三上学时期，日本社会的各路思潮也呈井喷式爆发。在1910年，四个左派志士决定搞个炸弹炸死明治天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缺乏经验，在试爆的时候把动静搞得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了。日本军警部门震惊得发现，在日本居然有人有这种想法，于是大肆株连，希望能把这种歪风邪气扼杀在摇篮中，逮捕了一大批左翼人士。其中有一个大V名叫“幸德秋水”，幸德秋水是日本赤军的先驱，日本政府眼中典型的非国民，作为记者的他，多年以来正义感爆棚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，幸德秋水在日本最火的《万朝报》上，发表了整整五十篇连载报道，揭露了鬼子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，致使鬼子军部颜面扫地。后来他又开始整理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，翻译了日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比列宁更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，成了日本著名的左翼思想领袖。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始终将幸德秋水认作头号反贼。这次天皇刺杀案失败后，日本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幸德秋水逮捕入狱，并被判处死刑。在监狱中，幸德秋水用最后的时间写下了《消灭君主论》，留下绝命诗“区区成败且休论，千古惟应意气存。如是而生如是死，罪人又觉布衣尊”后，于1911年1月24日从容就义。虽然这场幸德大逆连天皇的边都没摸着，但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。事实证明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公开宣传的，在幸德大逆之前，刺杀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那是想都不会想的事情，案件判决以后，很多人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啊！很多日本的贫苦百姓非常钦佩幸德秋水，将他视为英雄，而巧合的是，野坂参三就是幸德秋水的铁粉之一。
在幸德事件之前，野坂并不知道什么是主义，在事件发生之后，他开始有意识的了解左派思想，幸德秋水对野坂参三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。因此在他从商学院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毕业论文定义为《论社会主义》，这篇爆裂的论文迅速震惊了全校。老师怒发冲冠的过来警告他，作死可以但不要连累学校。在学校的威逼下，19岁的野坂参三不得已更改了毕业论文，之后顺利考入日本庆应大学。在大学里，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，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学著作，还自学了英语、俄语。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，野坂参三安静、好学、内向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帝国优秀的做题家。但是谁也没有了解过，大学生野坂参三的理想是什么，他的理想是“我渴望像幸德秋水那样活着。”
庆应大学有一位叫堀江喜一的教授同样是幸德秋水的铁粉，由于有着共同的偶像，堀江喜一老师对野坂同学特别照顾，并介绍他加入友爱会。所谓友爱会名义上是一个从美国传来的基督教组织，神奇的是，这个组织引进日本后迅速褪去了宗教色彩，反而把抱团取暖的精神发扬光大。日本友爱会一代目铃木文治作为豪族出身的子弟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关注民生问题，因此在创立友爱会后这个宗教组织提出最重要的口号就是“尊重工人人格”。因此在野坂参三加入友爱会时，这个组织主要的活动都跟友爱没什么关系，而是致力于帮助工人们解决劳资纠纷问题，而且组织内部崇尚任侠二愣子精神，经常搞罢工活动。最终这个组织在多年后发展成为日本劳工联合会。
野坂参三加入友爱会之后迅速爱上这个组织，很快就成了组织的核心骨干，在大学期间，他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学校的同学，反而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，大学毕业之后，野坂参三违背了上学的初心，拒绝加入银行赚钱而是专职加入友爱会当书记，这份工作每个月只能领取40块钱的底薪，偶尔还有点小风险，需要坐坐牢什么的。但是野坂参三依然工作热情高涨。
一战开始后，日本的劳资矛盾更甚，野坂的工作也越发忙碌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他的冲击很大，反复研读马克思的著作，在某一天他决定出去走走，看看其他国家都是怎么搞的，学习学习先进经验。他一开始选定的目标是苏俄，但是考虑到当时刚刚建国局势比较混乱，所以野坂决定先去英国看看。于是1919年野坂以日本友爱会特派员的身份自筹路费前往英国，于当年8月成功抵达伦敦。到达伦敦之后的野坂遗憾的发现，此时的英国还没有共产党，只有零零碎碎的各种小型马克思主义团体，各团体之间的路线分歧很大，让他们彼此之间无法整合，野坂只能在各个团体之间来回往来。但是幸运的是1920年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，全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终于达成共识，于1920年7月成立了英共，而已经在英国成为工人运动领袖的野坂参三也成了英共创始党员，参加了英共的第一次大会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表现的太过于活跃，野坂参三成功的获得英国警察的高度关注，英国警察们一致认为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外国人，一定要出重拳，所以英国警察们随便找了一个理由直接把野坂参三驱逐出境了。被驱逐出境的野坂也没有太失落，顺便来了一个欧洲循环考察，一路从法国、瑞士、德国并最终来到苏俄，一路上他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。
1921年野坂决定回国，回国后的野坂成功的在母校庆应大学找了一份讲师的工作，一边继续组织工人运动，但是此时的他已经与以往不同了，他已经深入的了解了日本、英国、欧洲，几大强国侍候他一个人这觉悟低得了吗？因此回国后，野坂参三开始和其他同志筹划建党事宜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，1922年7月15日，日本赤军成功在东京涩谷成立，而作为英共创始党员野坂参三也毫无意外的成为日共的创始党员。虽然同样是建党，但是在英国和日本的难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因为鬼子的警察比英国警察残暴多了，日共很快就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警惕，日本警察很快就大肆搜捕，1923年6月野坂参三被警察逮捕，一顿暴打后扔进监狱，按理说入狱坐牢应该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对于野坂来说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，因为在他入狱几个月后，1923年9月1日，日本就发生了里式8.1级关东大地震，但由于监狱的牢房盖的极其结实，所以，野坂得以从这场大地震中幸免于难，地震之后，监狱已经很难维持，三个月后野坂参三就被放了。出狱后的野坂参三立刻着手重组遭受重创的日本赤军，没想到重组后的赤军更加壮大，很快就成功的获取了国会席位，然后再首相田中义一的指示下再次遭到军警大搜捕，1652人被捕入狱，其中就有野坂参三。在狱中野坂参三意识到，这次恐怕就没有大地震让他出狱了，在一年多以后，他以眼疾为由出狱治病，然后他果断润了，走，去投奔老大哥，在1931年野坂参三成功抵达莫斯科。相比于十年前，此时的莫斯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感慨着这个国家神奇的建设速度，对于莫斯科的生活野坂参三十分满意，他在回忆录中极力称赞，称苏联是一个重视儿童、重视教育、物质丰富、民族平等的无贼之国。中途他在1934年考察了刚刚脱离大萧条的美国，让自己的足迹走过了三大洲，野坂参三在莫斯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学习和翻译工作。充实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39年9月，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欧洲局势紧张起来，在莫斯科呆了九年的野坂开始有了思乡之情，他想回国看看，正当他有了回国想法的时候，组织通知他，有一位中国养伤的同志准备伤愈回国，你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回中国，然后再取道回日本呢？野坂参三觉得，这是个不错的机会，他决定跟这位中国同志先去中国，后来他才知道这位中国同志叫周恩来。
1940年5月，化身为随员的野坂参三来到延安，然后他就发现，这里的情况跟他的想像的有点不一样，此时的延安正在被鬼子和国军包围，在重重围困之下，别说取道回日文，就是离开根据地都非常危险。于是经中央决定邀请他留下来，共同反对鬼子的侵华战争，作为日本人的野坂参三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。为了在延安长期工作，他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“林哲”。
对于林哲的工作，总理给了三个建议，第一是调查分析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情况，以便掌握鬼子的动态。第二是指导我军前线对鬼子的宣传。第三是抓一下鬼子俘虏的教育工作。在延安的林哲想要分析日本的情报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报刊杂志。然后他就惊奇的发现，在偏僻闭塞的延安，他所能掌握的日本刊物居然惊人的丰富，几乎全部东京市面上的报纸延安都能给他搞过来，加上大阪地区的全套报纸、九州地区的报纸一样不缺，沦陷区的报纸，杂志也有四十多种，整个日本的媒体传出的信息几乎无一例外都可以到达林哲手中。实际上为了搞到这些刊物，延安方面动用了极大的努力，获得刊物的方式是由潜伏在沦陷区伪政府里的官员出面，各自订购一份日本的报刊杂志，再通过情报员亲自带过封锁线汇总到一起运到延安，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稍有纰漏，就会被鬼子当成间谍处理，连拷问都省了，大多直接枪杀。光林哲自己知道的因带刊物被杀的人就有三四个，他无法看到或者被隐瞒的牺牲者则根本就难以统计。不过林哲的工作让这样的牺牲有了价值，他总能注意到报纸杂志中的隐蔽信息，经过分析后得出高度准确的结论呈报中央，以便据此掌握鬼子的动向，乃至研判他们下一步行动。而在对鬼子的宣传方面，林哲也开创了新局面，由于搞了一辈子的工人运动，他的口才相当了得，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对鬼子宣传的新方法。在林哲到来以前，我方对鬼子的宣传方法非常危险，主要通过向鬼子阵地、或炮楼分发传单和小册子，这些地方大多有鬼子军官驻守，一般都会直接开枪，就算有人捡到刊物也不敢看，而林哲指导之后改变了打法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鬼子无法拒绝的方法，打电话。在游击区里，鬼子炮楼和炮楼之间都有电话线相连，当年的技术比较原始，宣传队只要把自己的电话接上线，就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了，虽然刚开始他们比较抗拒，但是只要打的多了，也不是不可以沟通。在实践中，有个鬼子的二等兵，跟宣传员越聊越高兴，要求面基，他自己带着水果，走到约好的地方跟宣传员足足侃了一下午大山。那个二等兵也是苦出身，两次线下见面之后直接投诚了，成了我军卧底。在太原附近的一个日资肥料厂，里面的一个职员也跟宣传员聊高兴了，把鬼子的情报不断往我方传送，由于有了这个内线，我军就不打这个肥料厂，结果这名卧底就不干了，周围都挨打，就我这平安无事，肯定是不行的，这不是让鬼子起疑心吗？在他的要求下，我军不得不出动人马，去这个肥料厂旁边放了一波空枪。
如果说前两项工作，林哲都能应付的得心应手的话，教育俘虏可真的让他挠头了。实际上如何对待鬼子俘虏，一直是让延安发愁的问题。在1938年，中央就下达过命令，要求全军战士，善待鬼子俘虏，不可虐待杀害。但是当时我军对于如何处理鬼子战俘却犯了难，按照中央的指示，要将鬼子的军国主义者与普通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，对于普通的日本军民要友善团结，对于军国主义分子要坚决打击。因此各部队要抽调了一批懂日语的干部，来对鬼子战俘进行教育劝说，这项工作进行起来困难极大，因为在鬼子军国主义的洗脑下，很多鬼子兵都如疯狗一样根本无法沟通。他们认为我军跟鬼子一样，想当然就觉得自己会被处决，另一方面鬼子实行过一百小时原则，即鬼子士兵脱队失联一百小时自动按照玉碎处理，牌位进入神社家属给抚恤金，如果您一百小时后活着回来，那不好意思，你碎也得碎，不碎也得碎，根本就没有活路。因此鬼子只要被俘，自己就认定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，很多人恢复活动行动能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小刀捅肚子。劝说工作极为困难。但是，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，我军还是取得一些成绩，因为我军干部抓住日军一个特点，亲不亲阶级分，鬼子的大头兵也是苦出身。有一次前线俘虏了一个鬼子机枪手，名叫秋山良照，跟其他战俘一样，醒来之后立刻准备找刀剖腹，被战士们捆在担架上，像抬猪一样招摇过市，被俘又社死的秋山哇哇乱叫的更想死了。我军一名叫谭林夫的干事过去跟他宣讲政策，还没说几句就被秋山打断，大吼着说：“你们混蛋，不杀我也不让我自杀，逼我当卖国贼，让我有负天皇圣恩。”谭林夫故作惊讶的说，你死了最伤心的是你父母亲人，天皇一个眼泪都不会掉的，你辜负他啥了。秋山继续大吼说：“天皇陛下隆恩万世，对我来说恩尤父母。”听完这句话，谭林夫说：“好家伙，这父母可太偏心了，同样是子女，咋有的孩子花天酒地，有的孩子饿死街头呢。你们家在日本过得咋样啊？你这父母跟你们家人感情看来一般啊。”一句话说完，刚刚还激动着要死的秋山立刻没电了，他确实想不通反驳谭林夫的理由，慢慢的放弃自杀的念头，伤好之后直接emo了，每天蹲墙角发呆，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感化和深入接触后，秋山也逐渐知道好歹了，直接加入我军。
但是像秋山这样的鬼子战俘只是少数孤例，鬼子是个耻文化非常浓厚的国家。一旦鬼子成群结队就极难进行感化，因此在林哲来延安之前，被感化的鬼子俘虏特别少，也没有形成过组织。其实一开始，林哲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里，对待十几名鬼子战俘他也是十分无奈的，作为老师的他想要感化这群学生难度非常大。这群战俘虽然不自杀了，但是仍然互相鼓励跟我军对抗。他们甚至在天长节那天跑到学校附近的山上向东长跪高呼板载，成为了延安的一道奇景。面对如此顽固的俘虏们，林哲也想了很多办法，他把这些战俘叫到一起，为了不让他们有抵触情绪，林哲也不给他们讲课，就跟他们聊天，不聊中国不聊战争就聊祖国，搞了一辈子工人运动的林哲深知小日子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，战争期间底层百姓活比自己那个时候的更加艰难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战俘没有了抗拒，他们纷纷感叹，在祖国生活的确实非常艰难，尤其1929年以后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承认日子难过就好办，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生计艰难是谁造成的？战俘们的回答五花八门，有说国贼文官的，有说大财阀的，有说年景不好的，但是没有一个敢说天皇的。不怪天皇不要紧，因为林哲看出来战俘们也没有一个怪中国人的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，你们穷，但是你们的穷肯定不是中国人造成的，那你们为啥来这里？中国人跟你们有仇吗？给你们做饭的厨师伤害过你们吗？田野里种地的农民伤害过你们吗？那些现在还在关心你们生活的军人伤害了你们了吗？都没有吧？行，你们说打仗是为了国家利益，咱且不说侵略对不对，仗打了这么多年，你们得到好了吗？占领东北都多少年了，你们日子过好了吗？国家利益被谁挣走了？说到这，战俘基本都一声不吭了。事实是明摆着的，国内的军阀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你们上战场，但是却一点利益也部分给你们，你们被人家卖了还帮人数钱，这不是有大病吗？这套严丝合缝的理论说下来，再顽固的战俘也无话可说了。在林哲的劝说下，大批鬼子战俘开始陆续被感化，他的工农学校从十几个人扩大到五十人、上百人。大批的鬼子战俘在他的感化下，开始加入学习劳动，在学校里学习一年之后，被重新派往前线从事宣传工作，工农学校后来还开了分校。由于林哲这套理论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很快引起了鬼子的注意，他们派出了不少特务假装投诚靠近林哲，想要把他干掉，不过在延安这一套基本没用，这些特务很快就都被消灭掉了。1944年，由于被感化的战俘多达数百人，林哲准备成立组织统一行动，并在全国成立了21个分部，进行大量的反战宣传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
实际上，对于延安的生活，林哲回忆起来是非常幸福的，虽然这是一片非常偏僻、贫瘠的土地，但是十分有趣的生活让他非常满意。当然他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，也有男人普遍都有的毛病，在延安开展工作不久，他就要求给他配备一个女秘书，有鉴于他出色的工作，组织表示理解和包容，派一名漂亮的女学员庄涛给他做秘书，不久后两人就开始同居，生活的十分甜蜜，但是大家可能忘了他在老家是有老婆的。
在充实的工作五年后，抗日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，林哲改回自己本来的名字野坂参三，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1945年9月野坂参三乘机取道苏联回国，延安的高层为他举办了欢送晚宴，为这位日本同志五年来辛苦工作表示感谢。1946年野坂参三回到阔别十六年的祖国，整个日本左翼报以英雄般的欢迎，而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原配，庄涛女士则被他留在了中国。
携巨大声望和多年经验的野坂参三风头无两，成为日本政界不可忽视的人物。直到1982年退居第二线，这时已是90岁高龄了，晚年他集中精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撰写自传。
1992年9月17日，因涉嫌20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，日共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。同年12月27日，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。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，终年101岁。
